《放宽历史的视界》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1及《放宽历史的视界》最新章节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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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毛小说网 > 历史小说 > 放宽历史的视界 作者:黄仁宇 | 书号:42273 时间:2017/9/29 字数:9012 |
上一章 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下一章 ( → ) | |
国中的历史,有很多不能令人満意的地方。旅居海外的华裔学者,大都已经领会到。但是它的组织结构之庞大,却又要令人叹为观止。我们翻阅二十四史里的《食货志》的时候,发现有些朝代用《周礼》那样“间架![]() 还有一点则是国中思想的体系,并不是主静的,而是主动的二十四史中的《食货志》,铺陈“食货”实际是将国计民生综合地解释,也有时间上流动的意义。如《明史·食货志》提到明代“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就牵涉到不同世纪的制度,只是缺乏逻辑上的紧凑,容易使学者误解。英国学者中強调国中思想系动态而非静态的,有 ACGraham,他从宋代理学的辩论和唐诗的修辞里看出来这种特征。李约瑟之评朱熹,说他:“没有达到牛顿的宇宙观之前,先来了一个爱因斯坦式的宇宙观”也和这所说的特征相映证。文见《国中科学技术史》各种不同版本的卷二。。要是我们把二十四史倒看,更可以看出各朝代间,以及一个朝代的两三百年中,仍有它“直线式的发展”(linear progression)。要是我们忽略这些特征,就率尔去检讨国中近一个半世纪与欧美的冲突,其结果是不会満意的。纵使就在故事之间加⼊马可·波罗、佛郞机与吕宋,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检讨的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和另一个庞大组织的擦摩冲突。要是历史家不顾这问题的重心,则所叙也会和顾炎武写西洋人“喜食小儿”一样;作史的眼光没有参透到事物內的本质上去,已先被旁人片言只语 ![]() 我之闯⼊这问题中,事在1972年。这时候我全家去英国剑桥住一整年,以便襄助李约瑟博士搜集有关《国中科学技术史》的材料。我的一部工作属于此书卷七节四十八。其检讨的目的,在解释何以近代科技的突出,发生于西方而不发生于国中。李博士已经在他的书里讲过国中和西方的科技在1450年到1600年间仍有并驾齐驱的样子,兹后西欧突出,才使国中望尘莫及。我和他通信 ![]() 我们也可以附和一般人所说,李公提出的问题过于散漫;但是反面的情形,则是现有的书籍文字缺乏综合 ![]() 在这情形之下,我们只好自己去做一段综合工作。在国中的这一方面,只有从二十四史下手。这时要看整套全书,是很吃力而不讨好的。譬如现行书籍中最容易购买和阅读的版本,是后来华中书局出的标点本。全套二百三十三册七万六千八百一十五页。假使一个学者每天看五十页,也要四五年。况且二十四史前后文字语气不同,內中又有很多天文地理以及孝子节妇诸种详情,更无法做卡片索引。我们的方法是先看各书的《食货志》。二十四史中有食货志的计十二。此外《史记》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 ![]() 其实西方历史资料之不易掌握,也是大同小异。我和李博士第二次见面时,同到剑河(Cam River)旁边去散步,他就和我说,以他多年读书的经验,深觉得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是一种“成套的” (package)的事迹,一有都有,四种情事前后发生,彼此关联。我至今还觉得这是有识者之言。一个显明的例证,则是现代行银出现的次序,首先于14世纪的意大利开始,次之则于16世纪盛行于北欧,传播于今⽇的荷兰与西德,再次一步则于17世纪行于英国。我们提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也有Italian、 Re ![]() ![]() ![]() 1974年我趁学校里给我带薪休假的机会再去欧洲,这次又在陆大游历一次。李约瑟所收蔵的书籍中,已有很多关于欧洲资本主义形成的文章,我也照他的指示,阅读了一遍。我们既已决定前述大规模、长时间、又不可逆转的变化已经牵涉了各种人文因素,则资本主义的形成,不过是这多面体之一面,而它又与卷七节四十八所揭橥的经济因素最接近,也和国中历史里的“食货”有关,照道理这些资料应当给我们的问题作慡快而直接的答复,事实上却又不然。我看过李公的文献,又到剑桥大学图书馆里翻阅,更经常到凯易思学院(Go女ille & Caius College,简称Caius College,时李公任院长)贴邻的几家书店里寻觅新书,翻来覆去,虽说增长了不少的见识,竟始终找不到一种解说,可以作节四十八理论上的 ![]() 1975 年,是我第三次到剑桥,这时候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形成,还没有一个具体的看法,就不免开始感觉到焦急了。 陶蒲(Maurice Dobb)作《资本主义的形成之研究》(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说明写资本主义的文章大略有三类。一类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资本主义一行,生产者开始出卖劳动力,兹后对制成的商品无法过问。(我们也可以 ![]() 为什么这诸子家百的学说,竟没有一个让我们心悦诚服,⾜以依赖采用呢? 说到这里,我们也可以引用经济史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所说,历史家铺陈往事,无不要把今人现在的地位解释得合理化。以上写作的专家或赞成资本主义,或反对资本主义,或者有些地方欣赏资本主义,有些地方否定资本主义,都不出于“內在人”(insider)的立场,这就和我们准备采取一个立独的外间观点有很大的出⼊。因为着眼的不同,也影响到技术上对材料的取舍,尤其对它们的综合程序可以彼此相径庭。 比如说李约瑟和我对于法国历史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有相当的景仰,他和第二次大战中丧生的蒲拉克(Marc Bloch)等提倡“全面历史”(total history)也和我们写作的大历史相似,又不带政治成见,而他搜集材料的丰富,使我们的轻率简陋自愧不如。但是布教授采取欧洲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各种因素早已落地生 ![]() ![]() ![]() 我们也知道,关于资本主义形成的这一问题,马克思的著作予后人的影响极大。今⽇我们读《共产 ![]() 下面又有一个例子,即是剑桥正西约二十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叫圣尼亚兹的小镇,地处欧士河(Ouse River)河滨,在伊莉莎⽩第一的初年,这地方一个有力量的乡绅,曾投资将土地填平,装设栅栏,盖成了一个农作物 ![]() ![]() ![]() ![]() 如果用“资本主义的精神”作研究的起点,这对我们更觉得菗象而浮泛了。国中思想中有无数的例子,要是不顾社会结构的共通关系,可以和外国思想家前后几百年几千年随便 ![]() 要是我们对旁人的解说如此吹⽑求疵,难道我们自己的特殊立场不会被攻击?这批评是无可避免的。可是本文一开始就提及,我们牵扯到资本主义这一题目,实因与国中科技的发展(或是缺乏进展)有关,起先也没有顾及资本主义是好是坏,完全是站在国中的立场,采取了一个“无”的心情,去观摩一个“有”的境界。有很多学者,在这题目內起居了好几十年,他们认作当然的事,我们却认为奇特;他们认为无关宏旨的地方,对我们却有实践的意义。我们觉得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解释,总是太局部。这当然不是我们心智灵巧,或者是道德⾼尚,所以能用新解释作工具,去“罢免”已有地位的作者。 1975年夏天,李博士从加拿大讲学后匆匆回英,他还没有摆脫现代飞行的劳倦(jet lag),我就跑去告诉他,从现有文献中,我们无法直接地引用有关资本主义的文字去解释国中科技发展与否。如果我们仍要在这问题上下工夫,只能以很多作家的引用书目作线索,倒看回去,完成我们自己对欧洲资本主义演进的看法。表面看来,这和《国中科学技术史》卷七节四十八想做结论的目标越扯越远了,也只有知道李约瑟习 ![]() ![]() 另一方面是一个问题没有找到适当的解决,李博士是决不罢休的。有时他会像国中人所说的“结绳为记”一样地把他的手巾打一个结,直到问题解决才解松它。他对上述问题也不是没有切⾝的经验。前述的陶蒲,也是他的朋友。对这问题写了一部书。现在牛津大学执教的伊懋可(Mark Elvin),在做生学还没有成名的时候,就经过李公赏识。他们几十年前的通信,还在他的档案中。我和他谈论的时候,安德生(Perry Anderson)新著一本《极权家国的世系》(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也和这所讲的大问题有关系,书中也一再提到李公。此公对于节四十八的重视,是不言可喻的。这次我和他的谈话不长,但是李约瑟对我全面撤退,重新再来作有系统搜索的建议衷心地支持,以后我回美之后,他还一再由英国寄给我应看的书籍。 只是这样一来,以前对我们作经济支持的两个文化基金,对我们要求继续资助的请求,就不能通融了。过去他们对我们联名的著作,还很热心,现在听到我们要在研究国中科技之间顺带地牵涉到英国土地制度和法庭程序,就觉得这种建议,总有些荒唐。而且我们的建议也要由专家评议,这些专家无法体念我们的困难。他们总是说:你们是汉学专家,要是你们做你们份內的事,我们甘拜下风,要是你们溜出你们专长之外去班门弄斧,那我们就不敢领教了。我们又解释我们的目的无非用一种不同的看法,去重新安排已有的材料,庶几所得的结论,平易近人,符合实况,与《国中科学技术史》的作风一致,并不是重新开矿,自炼钢铁,另外设计地去制造机器。况且李博士也曾发表过讨论英国历史的文章,而我在密歇 ![]() ![]() 我们所做的工作,纯靠经常接头,在剑桥,我们每周讨论一次,连引用书目和写文章应用的字眼(vocabulary)都是在喝茶和散步之间决定的,这就不容易在横隔大西洋的距离下继续了。 布罗代尔教授在他的著作里提及:“资本主义”这一名称,虽经无数学者再三争驳辩论,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公认的定义。首先对这名词作有意义的使用,似为蒲兰克(Louis Blanc),事在1850年。马克思,即从未提及资本主义。(马克思用“资本家”、“资本家时代”和“资本家的生产方式”等。)这名词被广泛使用,还是本世纪的事。已经有些人,觉得这个充満政治气氛的字,一再滥用,实在是不成体统,主张凡是“有自尊心的学者”应当将这字摈斥于他们字汇之外,永不使用。布教授就此也说明,这建议虽好,其困难就是找不到适当的替⾝。此字若被噤止,则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大黑洞。 我们在1975年,还没有看到布教授此段解说,却早已看到英国历史家克拉克(Sir George NClark)所说:“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去笼括现代经济制度,是19世纪中叶社会主义者所发明的办法”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Gentury,Ⅲ,The Wheels of Commerce,Sian Reynolds译自法文(New York,1982),pp,The Seventeenth Century,2nd ed。(New York,1947),p11。至于这名词没有适当的定义,我们既不能抄袭前人,又无法避免这一个题目,则早已目睹而⾝受。我离英返美的前夕,曾 ![]() ![]() ![]() ![]() 我们这样的解释,也不是不重视思想。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主义,则必有其意识形态。只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务必透过真人实事,才能算数。以上所说府政耗费自己的人力物力,去強迫执行人私签订的合同,可见社会的风气业已改变,也就是大多数的人,认为这信用一事,不仅是订约两方的利害,也直接影响全社会的福利与全安。所以韦伯一方面阐释资本主义的精神认为钱赚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在这精神之下,钱赚不仅是手段,而且是人生的目的;也不受传统“适可而止”的警惕所限制,而是越多越好。可是韦伯并没有忽视社会组织。他提到资本主义的特征,曾缕述企业和家庭分离,记账有组织和条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在法律面前分割,货币和信用经常联系。讲到资金活用,他又直接地说出:“你付一年六镑[的利息]可以拥有一百镑的钱存在手头活用,只要你有诚实谨慎的声名。”他更牵涉到法律的重要。法律不仅要确实,而且要彻底。在这时候韦伯更立竿见影地指出:“现代合理化的资本主义,不仅要有技术上生产的能力,而且还要有能让人预为筹算的法制,并且又能经理正式的规则。”他又提出警告:“过于⿇烦的法律和无法強制执行的法律,必沦为死法律”这些要点见于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Talcott Parsons译自德文(New York,1930),,48。括号內二段依次序见于p50及,以及“作者自序”p25。 这些条件已和我们以上草拟的一段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何以⿇烦的法律和不能強制的法律要沦为死法律?法律的实施,必有社会的強迫 ![]() 韦伯用清教徒的文字作基础,清教派则为16、17世纪英国历史上的产物。从他的写作中,我们也可看出在资本主义这一个大题目之下,思想、宗教与法制及经济互相衔接。我们觉得单独用思想作研究资本主义的线索,容易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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